缉毒功臣被控袭警罪——石红英律师有效辩护，变更较轻罪名并宣告缓刑一、案件背景：搭讪问路引发的“寻衅滋事” 被告人A某系国家司法机关公职人员，长期奋战在禁毒的**线，一贯表现优秀，曾多次立功受奖。然而，因长期处于高危、高压的工作环境，A某不幸患上了严重的双相情感障碍。 案发当晚，A某在酒后意识模糊且精神疾病发作的状态下，在某小区附近向女事主C某问路。C某未予理会，反而无故连续两次当街辱骂A某为“流氓”，从而瞬间激惹了处于患病躁狂期的A某。随后，男事主D某冲出小区，在明知已报警的情况下，仍率先对A某实施了推搡与殴打，导致冲突激烈升级。 在局部互殴的肢体冲突中，C某、D某均受轻微伤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当接警民警E某赶赴现场时，处于严重意识障碍下的A某站在高台上“说胡话”，在黑暗环境中欲翻墙逃跑并跳下平台，意外将跑在前面的民警E某扑倒，导致民警手指骨折，构成轻微伤。 随后，A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控方认为其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并导致民警受伤，性质恶劣，以袭警罪提起公诉，要求对其判处实刑。 二、诉讼进程 1.以“被害人重大过错”穿透法理，强力剥离寻衅滋事罪的主客观要件 石红英律师指出： “寻衅滋事罪在客观上要求行为人‘无事生非、恣意挑衅’。但本案完整监控表明，冲突的本质是事出有因的特定民间纠纷。是女事主当街辱骂人格侮辱在先，男事主率先动手暴力施暴在后。依据最高院、最高检关于寻衅滋事司法解释**条第二款之规定，矛盾系由被害人故意引发或负主要责任的，依法不认定为寻衅滋事。” 律师的这一辩护，直接从定性层面上动摇了控方的指控基础。 2. 时空穿透：以“物理动态还原”拆解民警受伤真相，斩断“袭警故意” 面对民警受伤这一极易引发司法重判的敏感敏感点，石红英律师展现了大律师的质证功底。其敏锐捕捉到了民警E某本人的原始笔录表述： “民警原始口供清晰记录：‘该男子跑到平台欲翻墙，跳下后将我扑倒’。这铁一般的事实证明，A某在黑暗中跳下平台的行为是为了逃跑，而非主动实施暴力袭击，其导致民警受伤在法律性质上属于纯粹的‘过失’或‘意外撞倒’，绝非恶意蓄意袭警，也由此证明其不具有袭警罪的主观故意，不能将此结果嫁接为寻衅滋事‘情节恶劣’的加重依据。” 3. 柔性共鸣：以“缉毒功臣的疾病悲剧”触发司法悲悯 石律师在庭审中提交了A某此前的荣誉证书、病历及“关于A某日常生活表现的说明”等书证。石律师向合议庭陈述： A某是一名长年奋战在极度高危、艰苦的缉毒**线、为国家和人民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干警。他的双相情感障碍恰恰是因为长期超负荷的、对工作近乎痴狂的奉献而积劳成疾所致。案发时他正处于极其严重的躁狂发病期，且饱受酒精激惹，辨认与控制能力显著核减。案发后，A某家属已经全额赔偿了三名被害人的全部损失，并取得了包含受伤民警在内的全部三方书面谅解，社会关系已得到最彻底的修复。 三、案件结果：法院大幅从宽，被告人成功被判处缓刑 B某人民法院经合议庭严密审理，最终作出了兼顾法律公义与司法温度的权威判决。 法院在判决中全盘采信了石红英律师关于“案发时系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人”、“被害人具有明显过错”以及“积极退赔取得全部谅解”的辩护意见。法院认为，被告人不具有袭警罪的主观故意，其行为应依法仅成立寻衅滋事罪。鉴于A某主观恶性低，社会危害后果极其轻微，且具有认罪悔罪诚意，对其适用非监禁刑不仅符合刑法宽严相济的政策，更能挽救一名对社会有过突出贡献的公职人员。 最终，法院依法对被告人A某宣告缓刑。A某当庭重获自由，得以回归家庭并继续接受疾病治疗，免受了牢狱之灾。 四、案件意义
五、承办律师
石红英律师，十届律协刑法委主任、十一届职务犯罪辩护专委会主任。 |
